“五四”的声响，总是那样深切地扣动着人们的心弦，因为它伸张了民族的正义，又激荡着文化的启蒙。40多年前，当我踏进“五四”发源地的这所大学的校门时，心情是相当兴奋而自豪的。正值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，好几所大学的著名学者云集一堂，这里更显得群贤毕至，人杰地灵了。校园内还可看到少量“五四”时期的人物。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，是一位敢于发表意见、个性鲜明的学者，他也是“五四”学生运动的亲身参加者。记得他在一次回顾“五四”运动的讲座里，把当年学生们如何越墙入宅，搜寻曹汝霖等卖国贼，火烧赵家楼的情景，描述得绘声绘色，使在座的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然而，历史是曲折前进的。从“五四”到如今，已有81个年头了。去年在一次纪念“五四”运动的国际研讨会上，已届耄耋之年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，“五四”运动发生那年，他还只有8岁。校园内再也见不到“五四”运动参加者的身影了，“五四”运动在时间上离我们愈来愈远了。但是，“五四”时期那批代表人物提出的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，发展教育的远大方略呢？却又显得离我们愈来愈迫切、愈来愈近了！
陈独秀首先举起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，是两面永葆青春的旗帜。它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渴望，也是振兴中华、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途径，在当今科教兴国和体制改革的声浪中，不仍然显现出蓬勃的活力么？李大钊曾经倡导青春精神，要求为“青春中华之创造”而奋进，他最早在中国传播和讲授马克思主义时，并没有搬用某种现成的模式，而是要求与中国革命实际、传统文化相结合，倡导历史观与人生观的统一，重视人生修养。他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得很有特色，传播得很有威信，而且要求培养出“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”学者来，这些思想不是至今富于启迪，值得后人作认真的自我反思么？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先进知识分子，看来并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群体，他们各自发挥了特殊的作用。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旗手的角色，是大家熟悉的，而胡适在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和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。
不过，我们决不会忘记，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，在中国现代教育、文化、科学史上，开一代新风，起奠基作用的，仍然是蔡元培先生。我们看，他改造旧大学，转变人们“学而优则仕”或“考而优则仕”的传统观念，首先把大学看作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，把学术研究提到首位，不论是教师聘任、职称评定，还是教学评估、工作总结，处处以学术水平来衡量，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、学术准则，不徇私情、不惧官势。这就把握了高等教育的精神命脉，保证了一所大学的学术性质和品位。如果大学里失去这个精神命脉，不以学术水平为准，而以官位秩序、人情关系为准，或以“名额”为准，就会造成“教授满街走，奖项轮流评”的状况，似乎皆大欢喜，实际滥竽充数，损害了教育质量，亵渎了学术尊严。
同时，蔡先生又把大学看作“囊括大典、网罗众家之学府”。他明确提出并坚决贯彻“兼容并包，思想自由”的办学方针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他融合中西思想的重大成果。“思想自由”，固然是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个基本传统，而“兼容并包”，则比较富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色彩。俗话说：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”。蔡先生还曾引证《礼记》中的话：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”应当说，这是他在高等教育观、学术文化观上的一个综合创新，是他在繁荣学术、培养人才方面最见成效的贡献。这决不是偶然的，而是由于这八字方针，既反映学术、文化发展的规律，又适应人才成长的要求，并且深蕴辩证思维的哲理。因此，这个方针具有独特的作用和恒久的魅力。历史的事实十分明显，如果不是蔡先生坚持这个方针，性格傲岸的陈独秀，就不会被“三顾茅庐”式地聘来当文科学长；如果没有这个方针，热衷于革命事业的李大钊，就不会被允许在一所大学里占领阵地，传播马克思主义，讲授唯物史观；如果没有这个方针，缺乏大学学历而学富五车的梁漱溟，就不会被聘为大学教师；如果没有这个方针，留着长辫、戴着瓜皮小帽、身着长袍马褂，甚至为纳妾、裹小脚辩护的辜鸿铭，就不会被请来讲授英国文学。总之，如果没有这个方针，各种不同的学术派别和观点就不能互相批评、竞相争辩，学生也就只知一家一派之言而无从比较和选择。可见这是促进学术繁荣、加速人才培养的康庄大道，舍此别无其他途径，这是一项基本的经验和传统，是一百年来从正面和反面证明了的。
蔡元培思想的另一个特色，是不遗余力地提倡美育。他主张以美育为“津梁”，辅助德育的完成，促进智育的飞跃，从而使德育、智育、体育、美育相结合。他主张用美育陶养人的情感，使知、情、意和谐统一，塑造健全的人格，注重人的全面发展。长期以来，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中缺少美育这一环节，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，我们往往过分注重“智商”而忽视“情商”，结果是得不偿失的。我们曾经推广“五讲”、“四美”的活动，如果缺乏教育的逐渐积累和情感的实际陶冶，就容易流于浮浅和形式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，在人心浮躁、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下，面对当前青少年中屡屡出现的反常心态，如何加强美育、陶冶情感、净化心灵，实在是当前教育改革中十分迫切的课题。从长远说，它还关系着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、文化素质和理想目标的实现。
蔡元培先生离开我们已经60周年了，他的教育思想，他立下的基本传统，就愈来愈显示它的紧迫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蔡先生的墓仍处于香港的荒山之中，报载唐振常先生曾数次著文，建议将蔡墓迁葬北大校园。蔡元培塑像在校园内也有些偏于一隅，百年校庆期间，我曾建议移至比较适中的位置。这些建议，不知能否引起领导的重视？应当突出蔡元培的高大形象，让蔡先生的高屋建瓴的教育思想和人格魅力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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